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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姚文元获释与“法新社事件”

后记

最熟是北京（1）

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四十多个年头。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那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心旧城区之外，我“不识故乡路”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那时叫“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粘”着北京，内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

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圈，大体上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之外，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审，在北京出版，报审手续要比上海便捷，我的书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出版。

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达四十来米，长达二十五公里。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答出这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

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调我到北京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最熟是北京（2）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于北京的变迁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过五四运动火烧的赵家楼；我细察过当年林彪所住的毛家湾；我寻找过北京大学“梁效写作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旧址”前踯躅；我也曾研究过当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哪几座楼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发现北京在变，这里冒出一幢新高楼，那里崛起一座新立交桥……

北京，浓缩着中国的现代史。北京的“百老汇”，聚集着中国现代史的见证人。

所以我说，最熟是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我为该社的自传性的《百年人生》丛书撰稿，我就从在北京的采访写起吧……

七天印出《陈云全传》（1）

1995年4月11日上午，我接到上海作家白桦的电话，告诉我陈云已于昨日去世。白桦说，本来今天上海的《新民晚报》可以刊载陈云去世的消息，但是由于按有关规定这一消息要在今晚七时才由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公开发布，而《新民晚报》是在下午出版，所以无法在今天见报了……

白桦的电话，使正忙于写作的我，在上海报章公布这一重大新闻之前，提前获知了陈云病逝的消息。

陈云去世的消息，4月11日便在香港见报了。当天下午，我接到###出版社总经理朱令华小姐电话，问我能否为明报出版社赶写关于陈云的传记？我说，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