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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如果我们走进刘邦的内心世界，那么刘邦用分封同姓王，替代了异姓王，以为“天下一家”，“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是这个“天下”，还是很复杂，因此用孝道来维系这个刘氏的“天下一家”，就是一种策略与政治智慧了。刘邦之后的子孙也悟出其中的道理，很会用孝来治理天下。

2。　汉代的谥法与“孝”

为了继承其父刘邦之志，汉代的谥法从汉惠帝开始，均冠上“孝”字。颜师古《汉书·惠帝纪注》指出：“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汉书·霍光传》有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

散点透视：汉代·孝·孝治（2）

比如西汉诸帝，刘盈谥号孝惠帝，刘恒谥号孝文帝，刘启谥号孝景帝，只有武帝刘彻谥号不用“孝”，刘弗陵谥号孝昭帝，刘询谥号孝宣帝，刘谥号孝元帝，刘骜谥号孝成帝，刘欣谥号孝哀帝，刘（）谥号孝平帝。

东汉诸帝，只有刘秀光武帝谥号不用“孝”，刘庄谥号孝明帝，刘（）谥号孝章帝，刘肇谥号孝和帝，刘隆谥号孝殇帝，刘祜（）谥号孝安帝，刘保谥号孝顺帝，刘炳谥号孝冲帝，刘缵（）谥号孝质帝，刘志谥号孝桓帝，刘宏谥号孝灵帝，刘协谥号孝献帝。

3。　推行“孝弟力田”

汉代为了巩固农业生产，施行“重农轻商”政策，还着重推行“孝弟（）力田”。由孝惠帝开始，奖励有孝弟德行和能努力耕作者。《汉书·惠帝纪》：“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颜师古注：“弟者，言能以顺道事其兄也。”意思就是，推举百姓中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的人，免除他本人的赋税徭役。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政策，对民众有多大的吸引力！此可谓深得民心，既提高了生产力，又净化了社会风气，有利于建构和谐社会。

此后便是高后一朝，吕后临朝行天子事，设置了“孝弟力田”之官职。《后书·高后纪》：“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第一次安排了一个级别为二千石的官吏来主管“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的工作。颜师古注：“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

孝文帝时候，“孝弟力田”之官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下诏令：“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为了及时慰问民众的不便利安顿，而以户口的比率增加三老、孝悌、力田等人员的名额，让他们各自用自己的心意去引导民众。颜师古注：“计户口之数以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他们身上是有责任的，比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

4。　汉代推行孝廉制度

儒家讲究“为政以德”，汉代提出了德中之“孝”、“廉”来治理，于是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孝廉制度。

“孝廉”，一是孝，指孝悌者；一是廉，指清廉之士。此两者分别为选拔人才的科目，肇始于汉代，到东汉更成为求仕者的必经之路，后来两者往往合为一科。最初起源于汉文帝时，文帝十二年的诏令里有奖励孝悌力田与廉吏的条文。

其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规定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通称为举孝廉。从汉武帝开始以孝廉取士作为了常制。《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为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这成为了汉代察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科目。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被察举者如发现其不合标准，举荐的主要官员要承担责任。此中孝廉一科，成为了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东汉会要》：“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所谓“名公巨卿多出之”。举孝廉，甚至可以由此而直接担任尚书郎、郡守、国相等要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散点透视：汉代·孝·孝治（3）

关于这些内容，《后汉书·明帝纪》也有记载：“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李贤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气也。”后来宋苏轼《策问》还说：“古者有劝农之官、力田之科，与孝弟同。而自汉以来，率用户口登耗、黜陟守宰。”

5。　重视《孝经》的教化与传播

汉代《孝经》的地位上升到经的地位，列入“七经”。《汉书·艺文志》：“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汉书·艺文志》又记载，汉代传授《孝经》的有两派六家，比如今文派，有五人——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各自名家”，但是“经文皆同”。传下来的有《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翼氏说》、《安昌侯说》一篇。

再如古文派，那是孔氏壁中古文。此中所谓立博士学官，就是以某一经作为太学教授学生的定本，并特地立一位博士来负责教学。这就像在高等学府设立专科教授。

《孝经》、孝道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并且加强了宣传教化的力度和广度。汉武帝除了以“旅耆老，复孝敬，举孝廉”作为孝治的措施外，还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且制度化。汉宣帝时候，下令郡国分别荐举孝弟、有行义者，任以官职。

汉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孝经》成为官定的教本，迅速传播开来。两年后，征召天下有学问者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到京师，总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东汉诸帝还要求天下都讲诵《孝经》，以《孝经》师来主持监试。（参见汪受宽《孝经译注》）

从史籍记载看，汉宣帝、平帝以及广川王、沛宪王等皇室都曾向当时的硕学宿儒拜师，修习《孝经》。在民间，西汉武帝元狩六年（117年）六月已下诏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这是政府希望通过地方上的长老和孝悌这些最底层的地方官员来推崇孝友之道。当时大概还没有正式的制度，到西汉末平帝的时候，政府则更在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如乡、聚中设立学校，特别安置所谓《孝经》师来推广孝道思想，鼓励孝义行为。

东汉时，由于光武帝以及明帝力崇儒学，《孝经》又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明帝还要求“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甚至连“匈奴亦遣子入学”。此外，东汉时还规定，司隶校尉辖下有“《孝经》师主监试经”，大概连司法官员也必须熟读《孝经》了。由于《孝经》深入民间，最迟在东汉初就已经有人以《孝经》替子女命名。汉朝政府这种崇孝风尚，影响所及，历代不衰。（见劳悦强《〈孝经〉中似有还无的女性——兼论唐以前孝女罕见的现象》）

东汉荀悦曾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当时读《孝经》、做孝子的风气很盛。国家、社会、家庭都重视对孝子、孝女的褒奖，对不孝的行为进行批评以及法律处置。

汉代能够从公元前206年绵延到公元220年，长达426年，其中有很多宝贵的治理天下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批判地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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