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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先天元年（712年）李隆基即帝位，尊睿宗为太上皇。次年诛杀太平公主及其亲党，开始掌握全权，改元开元。在位初期，励精图治。以姚崇、宋（）、张九龄等为相，纳谏诤，明赏罚，裁冗员，检田括户，兴修水利，注意节俭，革除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又整军经武，维护边防。此时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强盛，史称“开元盛世”，可比于“贞观之治”。

然而自从天宝后，渐渐骄满，图逸乐，宠杨贵妃，以李林甫、杨国忠等为相，生活奢侈，政治日渐*。君田制、府兵制均遭破坏。中央军备空虚，边将拥兵自雄，终于酿成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反于范阳，此为“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玄宗逃入蜀中。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至德二载（757年）末年，自蜀返归长安，幽居兴庆宫，抑郁而死。葬泰陵（今陕西蒲城东北），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玄宗在位四十多年，享年七十八岁。改元三次，先天、开元、天宝，庙号为玄宗。

唐玄宗与《孝经》结缘甚深，这里也一一道来。

唐玄宗曾经经历了一个多政变的时代，史家指出，自从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推翻武则天起，至于开元元年（713年）太平公主谋废唐玄宗止，前后不过八年半时间，政变就发生了七次，皇帝就更换了四次，政局极为动荡不安。

举例如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推翻武则天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拥戴李显复位，此就是唐中宗。但是中宗纵容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和武三思勾结，操纵朝廷，搞得混乱不堪，中宗后被皇后韦后毒死。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昏君，还谥号孝和皇帝。

大约在唐玄宗开元八、九年，政局逐渐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唐玄宗反思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及此前历朝历代的风风雨雨，他开始重估“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与价值，从而重视《孝经》的注释、传扬、教化与治国。唐玄宗与《孝经》有几件大事应当叙说。

其一，下令质定《孝经》。

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下诏令群儒质定《孝经》。敕令曰：“《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旨趣，颇多蝽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此后未多久又下达诏令：“《孝经》者，德教所先，自倾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希望诸儒“详其可否奏闻”。（《唐会要》）

当时《孝经》本子有今文本、古文本；最有影响的注释家是孔安国的古文注、郑玄的今文注。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否认郑玄为《孝经》作过注，并立十二验以驳郑。当时的国子祭酒司马贞（即司马坚）主今文，肯定郑玄注，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以及《注》中的问题，而攻击否定古文《孝经》与孔传。这一场学术辩论，实际上是为唐玄宗撰《孝经注》做出了准备。当时刘知几、司马贞两人的意见同时上奏，唐玄宗基本上采取兼收并蓄的理念，而又比较多地采用司马贞的建议。结果郑《注》“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并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四库全书总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唐玄宗与《孝经》（2）

其二，亲自为《孝经》作注。

722年，开元“十年六月二日，上（唐玄宗）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唐会要》卷36《修撰》）

当时唐玄宗已经即位11年了。唐玄宗在作注后，还“特令元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这是说，唐玄宗自己为《孝经》作《注》以后，又特别命令大臣元行冲作为注释作《疏》。

元行冲（653～729年），唐河南人，名澹。他是北魏皇室的后裔；进士出身，博学多识，尤善音律、训诂。累迁通事舍人。在唐睿宗的*年间，任太常少卿。因为系出拓跋氏，而北魏无编年史，于是撰写《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学者赞之。唐玄宗开元初，为右散常侍、东都副留守。后来升为大理寺，转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等职，封常山郡公。继马怀素、褚无量未竟之业，组织学者撰写古今书目《群书四部录》二百卷。从元行冲的这些背景与经历来看，唐玄宗选定他来为自己的《孝经注》作《疏》，是很有道理的。

其三，再次为《孝经》作注。

唐玄宗第二次为《孝经》作注，是743年，“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唐会要》卷36《修撰》）此距离上一次又过了22年。重新作注大概有几个原因：（1）从政治上考虑，22年过去了，政治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各地节度使的拥兵自重，可能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强调孝与忠，来巩固政局。（2）从本身注释的情况看，随着这一长期的思考，在文字上、理念上也都会有修改的必要。（3）唐玄宗希望其注能成为一个精品流传后世，所以也应当打磨一番。

其四，营造京兆《石台孝经》。

天宝四载（745年）九月，大臣李齐古上《石台孝经表》，奏请唐玄宗“特建石台”，“以垂百世”。此举很符合唐玄宗的心意，因此玄宗自己亲自隶书，并以此御制刻石于太学，谓之京兆《石台孝经》；至今还光莹如漆，很好地保存于西安碑林中。四块高大的碑石聚成方形，上有盖，立于多层石台上。四面刻字，前三面为隶书，各十八行，每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半部分为隶书七行，后半部分上截为楷书写的表文九行、行书写的批答三行，下截为诸臣题名四列。李亨篆额书“大唐开元天宝圣文武皇帝注孝经台”。

其五，下诏颁示中外。

在天宝五载（746年），玄宗又下达诏书，说：“《孝经》书疏，虽粗发明，幽赜（）无遗，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缺文。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唐玄宗命令集贤院再次修订《孝经义疏》，并于中外颁示。

唐玄宗的《孝经注》列于学官，这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清代阮元在《孝经注疏校勘记序》中这样评价：“《孝经注》之列于学官者，系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诸儒之说，因藉捃（，拾取）以仅存。而当时元行冲《义疏》，经宋邢删改，亦尚未失其真。学者舍是，固无窥《孝经》之门径也。”因此，这是后人进入《孝经》的入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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